张雪忠:中间道路可以休矣!

在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刘萍等人,因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和教育平权而陆续被当局拘捕后,笑蜀先生曾多次就此发表评论,继续倡导其所谓的“中间道路”,亦 即“在政治社会之外,努力培养公民社会,集结整个中间阶级的力量,从而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国转型”。他甚至把许志永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 动,诠释为对他的中间道路的实践。

我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向人们表明:(1)笑蜀先生对中间道路的论述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样的中间道路也是完全行不通的;(2)许志永等人从事的新 公民运动,本身就是堂堂正正的政治反对活动,而不是在政治社会之外,建设公民社会的海市蜃楼,笑蜀先生对新公民运动的诠释,完全是对该运动的矮化 与阉割。

首先,一党专政体制和公民社会互不相容,在结束一党专政体制之前,企图在政治社会之外建设公民社会,完全是不切实际和徒劳无功的。

我相信,任何明了公民概念含义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公民不仅仅是自然和生理意义上的个人,而是指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员,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管理 的个人。公民首先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概念,享有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管理的政治权利,是公民身份的基本内涵。因此,“在政治社会之外培育公民意识、 建设公民社会”的说法,就像是在没有水的场所学习游泳一样可笑。

在一党专政体制下,政治权力被少数人完全垄断,其他人则被完全剥夺了政治权利,并因此失去了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管理的资格。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实 际上被禁止以公民身份,从事公民活动,任何人若要违反当权者的意志去行使公民权利(哪怕是法律白纸黑字地规定了这些权利),都会受到来自当权者迅 速而残酷的报复。因此,在结束一党专政体制之前,奢谈什么公民社会建设,完全是不切实际的。

其次,中间道路的论述颠倒了事物本身的因果关系,因而是站不住脚的,但它似是而非的表象,却可能产生一定的误导作用,并使人们无视问题的根源所 在,从而低估了政治反对的意义。

公民社会得不到发育与成长,确实是一个国家的不幸,但这一不幸就像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一样,都是一党专政的必然结果。新闻不自由致使各种社会 弊端得不到揭露与纠正,司法不独立导致普遍的司法不公;但若要改变这种不幸的现状,人们必须看清一党专政和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之间的因果关 系,也必须明确意识到:若要追求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人们首先需要有明确的政治反对意识,并通过坚定和持续的政治反对,谋求一党专政体制的终结。

相反,如果那些向往公民社会、新闻自由或司法独立的意见领袖,不是明确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政治主张,而是试图在一党专政体制下企求,或者哪怕是争 取这些东西,都很有可能对公众产生误导,使公众错误地认为,在一党专政体制下,这些东西仍是有可能争取到手的。这样一来,不但公民社会、新闻自由 和司法独立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还将使人们无法充分认识到一党专政的危害性和非法性,从而无意中为专政者做了维稳工作。

再次,笑蜀先生在阐述其中间道路的主张时,还对政治反对进行了不经意的歪曲。

在笑蜀先生看来,只有经由他的中间道路,中国的政治转型才有可能避开改朝换代的怪圈,而那些主张政治反对的人,只不过是想把专政权力攫取到自己手 中罢了。但这种看法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今天,那些明确主张政治反对的人,他们所反对的并不是某个政党的专政统治,而是专政统治本身。他们反对一 党专政的目的,并不是用一个不同的政治组织,去取代专政者的位置,而是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宪政体制,去取代当前的专政体制。在宪政体制下,人们 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政党执政和轮替,都是人们自由行使政治权利的结果,并不允许存在固定的政治权力垄断者。也只有在宪政体制下,才有可能真正实 现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

最后,许志永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无论是公开呼吁官员公示财产,还是共同争取平等的教育权利,都是在实际行使公民权利。在一党专政体制下,违反 专政者的意志,公开行使公民权利,本身就是对专政强权的直接挑战,因而是一种极富勇气的政治反对活动。但如果把这种堂堂正正的政治反对运动,诠释 成不伦不类的所谓“建设公民社会”的中间路线,那就不但贬低了许志永等人的勇气,而且也有损他们牺牲的价值。

2013年8月6日

张雪忠:条条大路通罗马?——就近期政治论争与友人的一次对话

昨天,一位以前的当事人(后来我们成了朋友)请我吃饭。这位朋友比较关注公共事务,对我参与的几次网上论辩也比较感兴趣,因此和我就相关话题聊了很久。我把这次谈话记录并公布出来,也算进一步向大家交待我的想法。因为是朋友之间的闲聊,所以可能会比较直率和性情化一些,请大家多多谅解和包涵。为了使记录更具可读性,我对谈话内容做了一些取舍和补充,顺序也有所调整。

友人:你对童之伟所代表的社宪派,以及笑蜀所代表的中间路线都进行过批评,而且批评得还比较凌厉。有些人认为,既然你们追求的目标并无太大的不同,就没有必要“自己人打自己人”,而是应该相互团结和支持,或者各自作出自己的努力,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

张雪忠:坦率地说,这种看法是非常幼稚的,是没有经过大脑就说出来的话。我在谈重要的问题时,一定要有严谨的分析和论证,而不会动不动就求助于格言警句,或是胡乱用比喻(这都是缺乏思辨能力的表现)。

无论是追求宪政,还是推动政治转型,都不应该比喻成是一群人,各自走到同一个地方去。如果一定要用比喻,也应该比喻成一群人攻打一座防守森严的城池。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一群人要想攻下一座城,他们是应该各执己见、各自行动,还是应该根据一种特定攻略联合起来,以便采取相互配合的共同行动呢?

友人:但你们这样相互批评和论战,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又怎么可能相互配合、共同行动呢?

张雪忠:辩论的意义,不在于让我们消除分歧(我们可能永远也说服不了对方),而在于把各种不同的路线摆在公众面前,让公众来决定哪一条路线最合理。只有经过这样的辩论,让不同的观点和路线在公众面前相互竞争,才有可能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某一特定的路线,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基于这一路线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人们在试图结束专制统治、促进政治转型时,千万不能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幼稚想法,而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认同某一特定的路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变革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氛围,从而增加推动政治转型的合力。晚清时期,革命派和立宪派论战的意义即在于此:只要形成了一种普遍认同政治变革的社会氛围,变革就会很快发生;而如果人们对于各种不同的路线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就很难对现有体制形成足够的压力。

我们一定要记住,在和强力维稳的专制统治者作斗争时,策略可以多样化,但路线和纲领却需要尽可能单一化。各种不同的路线只会使人们无所适从,分散大家的力量,并使我们被各个击破。

友人:那你是希望大家都认同你的“革命路线”?(笑)

张雪忠:我个人当然喜欢更多的人认同我的主张,就我上面所谈的问题而言,认同哪一条路线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关键是通个辩论把不同路线的确切含义展现在公众面前,让公众择优而取。这样,最有说服力的观点,就会赢得最多的认同,从而支配历史发展的方向。

比如,普宪派和社宪派显然属于谋求宪政的不同路径。要让公众知道,这两种路径到底哪一种更合理,就需要由不同路径的主张者,站出来进行一定的辩论和诘问。当公众明了两种路径的主要意涵,他们就会根据现实情形的发展,来判断哪种路径更合理。社宪派希望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实现宪政,但最近官媒针对社宪的批判,就可以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社会主义宪政不但在理论上说不通,而且在现实中也行不通。

友人:他们就像是清末的立宪派?

张雪忠:有一些类似,但就学理而言,他们比清末的立宪派要更离谱。革命派之所以要和立宪派论战,就是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认识到,立宪派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而清廷的表现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而一旦整个社会普遍认为立宪派此路不通,即使革命派本身有形的力量不大,变革也随时有可能发生:你想想,当清廷的新军中到处都是具有革命思想的人,清廷怎么还可能长久维持?我和赵楚一起与社宪派论争,就是希望人们不要惜误地认为,不结束一党专政也有可能实现宪政。如果足够多的人都有这种错误想法,一党专政就不会结束,宪政也不可能实现。

友人:你批评笑蜀的中间路线,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张雪忠:是的。我一直以来的公共言说,都贯穿着同一个主题:一党专政体制是各种社会问题和弊病的总根源,不结束一党专政,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笑蜀的中间路线和我主张的路线显然是不同的。他认为,现在己经有不少自由的空间,人们应该去努力发现这些空间;而我却认为,连呼吁财产公示的人都被大肆抓捕时,奢谈“发现”自由的空间是非常可笑的;他把希望寄托于中间阶层,或者说处于体制内外中间位置的中间社会;而我却认为,在少数人完全垄断政治权力的专制统治下,只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个阵营。

人们在采取政治行动时,策略和方式可以因地制宜、多种多样,但旗帜和纲领则必须清晰明确。在面对压迫者时,如果在被压迫者之中路线林立,对根本问题和基本纲领莫衷一是,那就很难战胜压迫者。如果被压迫者有自己的政党,就可以通过党内程序,确定一种特定的、明确的纲领。但在尚无政党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辩论来整合原本对立的观点和分散的力量。

我和笑蜀的辩论,就是为了把不同的路线展现在公众面前,让它们相互竞争。如果辩论表明,他的观点更合理,就可以让尽可能多的人认同他赞同的路线;如果我的观点更合理,就可以让尽可能多的人认同我赞同的路线。这两种结果各自不同,但都比让两种路线并驾齐驱要好。

可见,那种认为辩论会破坏团结的想法,根本是不成立的。在少数辩论的参与者之间,辩论可能会凸显双方的分歧,甚至使双方关系恶化,但就整个社会而言,辩论则可以形成更广泛的团结。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是,不管是童之伟老师,还是笑蜀老兄,都是非常正直和有涵养的人。我相信,尽管我们的论游针锋相对,毫不留情,但应该不会引发任何个人恩怨。

你想想,在北美殖民地反对英王的暴政时,即使是在不满英王暴虐统治的北美居民中,对是否应该独立也是大有分歧的。如果为了维持表面的团结,对这种分歧视而不见,难道北美会有更好的前途?如果那些参加大陆会议的人,都怀着不同的政见,难道他们不应该通过辩论,而达成一项最合适的政策吗?难道他们应该在发表“独立宣言”的同时,也发表一份“不独立宣言”吗?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潘恩的《常识》所起的作用。这本小册子本身也是为了政治论战之用,是为了通过对不同政见的批评,让更多的北美居民认同独立的道路。

友人:你写《新常识》,也是出于这种目的吧?

张雪忠:我的《新常识》,确实是一本向伟大的潘恩致敬的小书。潘恩是我最喜欢的政治作家,他的观点不一定是最深刻(尽管确实也算很深刻)和最有原创性的,但他的表达能力却被认为是政治作家中首屈一指的。

我写《新常识》倒不是为了和他人论战。我只是希望在一定的篇幅之内,较为全面和深入地阐明一党专政的性质及危害,以便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要想让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自由、富强和文明的国家,必须首先结束一党专政体制。

友人:有一些人认为,你对笑蜀的批评,是对行动者的打击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张雪忠:我批评的只是笑蜀的观点,而不是他的行动。我从来不公开批评任何抗拒强权的行动,哪怕我认为这些行动尚有改进的余地(这时我可能会提一些改进的意见)。笑蜀发动和组织过很多活动,包括乐清观察团、推动人权公约的签名、声援许志永的声明以及相关的签名活动,我什么时候批评过他?

我一直奉行自己总结的“两个凡是”:在一党专政终结之前,凡是抗拒中共强权的人,我都支持;凡是帮衬中共强权的人,我都反对。你想想,我这样的人,会去批评别人的行动吗?我声援还来不及呢!王功权和笑蜀的声明出来后,我不但在微博上转发,还在微信上转发。我以前从不在微信上谈论公共事务,但为了转发这份声明,为了声援许志永,我开始打破原来的个人习惯。

我注意到,笑蜀在他的回应中,并没有这样无聊的指责。这就是笑蜀为人可敬的地方。在和我的辩论中,他从来没有夸耀自己做了多少事,更不会刻意质疑我的个人品性和动机。而我也一直认为,笑蜀是一个勇敢、正直和坦诚的人。

辩论的目的,只是为了厘清观点的是非对错,而不能纠缠辩论者的动机和品性。一个错误的观点,不会因为被一个品行高尚的人所认同,就变成正确的了。另外,在辩论中列举自己做了多少多少事,并不能弥补观点本身的缺陷。

友人:这么说,你对行动和观点的态度是不同的?

张雪忠:是的。对他人的行动,应该多支持、多包容;但对观点特别是涉及纲领和路线的原则问题,则绝不能含糊。我对笑蜀的批评,只涉及他赞同的纲领和路线,而不涉及他具体的行动。行动可以讲策略,纲领和路线则必须清晰明确。所以,我每次参与的辩论,都是关于纲领和路线的,而与具体的行动无关。

你要知道,推动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是一项非常重大和艰辛的任务。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必须要有清晰、明确并且在道理上说得通的路线和纲领。如果你在纲领和路线上都左三右四、含糊其辞,谁会愿意跟你一起坚持到最后?太平天国运动,刚开始以摧枯拉朽之势,攻下了大半个中国,但因为缺乏合理的、一贯的、在道理上说得通的纲领,根本无法取得知识分子(士绅)的认同,最终被曾国藩等人剿灭。而孙黄等革命党人,手里没有几杆枪,多次起义也都惨遭失败,但却最终把清廷给送进了历史。这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的论战,其意义还能低估吗?

友人:你对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怎么看?

张雪忠:我己经说过,我支持任何抗拒强权和伸张民权的行动。志永不但是笑蜀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我都从来没有批评过志永。我认为,他十多年来,做了很多的事清,一直都在践行自己的理想,并为此甘冒各种风险,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是我和斯伟江的一致看法。

实际上,在第一批呼吁官员财产公示的人被抓捕后,志永还介绍我担任赵常青的辩护律师。后来,也是因为公民圈朋友的介绍,我又去为刘萍做辩护。在志永被拘捕后,己经有好几位朋友预感自己也会被抓,提前说好让我做他们的辩护人。

通过辩护工作,我才认识和了解常青和刘萍。常青为人很平和,但信念是非常坚定的,他因八九革命而入狱,后来又因争取民权而入狱;这一次入狱之后,还明确向警方阐明自己追求自由、民主的信念;刘萍在此次入狱之前,经常被新余警方非法关押和折磨,但仍丝毫没有妥协,此次甚至要求所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司法人员,对她的案件进行回避。对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能把他们诠释成中间路线的践行者?这种削足适履的诠释,显然是贬低和矮化他们的努力和牺牲。这也是我批评他的原因之一。

此次王功权和笑蜀声援志永等人的努力,我以前支持,今后也会支持。但我也想提一些改进的建议,供参与新公民运动的各位朋友参考:

(l)各种重要文本的起草,最好能在公布之前,让更多的人提提意见,集思广益才能使文本周密严谨,兼顾不同人群的感受和偏好;

(2)相关的文本在阐明理念(必须是当事人自己的理念!)的同时,最好交待清楚当事人曾经的事迹和追求。我有不少微信上的同事朋友看了最先的声明,都要问我:许志永到底是千什么的?最好让那些原来不知道志永的人,在看完文本之后,也能对他有必要的了解,这样才能使他的影响,扩展到原有的影响力范围之外。

(3)发起声明和连署的人,最好是影响力大,又兼具代表性的人。不要等把文本发出来后,再去找有影响力的人去签署。最好不要让类似“张千帆”这样较有份量的名字,淹没在众多名字之中,因而不能发挥它应有的影响力。这样的人的参与和支持,本应起到提升受难者影响力的作用。

(4)辩护律师应该站出来,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文本,让公众清楚地看出,迫害者如何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以及受难者所遭受的冤屈。相比完全没有法律时的迫害,对于当政者违反法律明文所进行的迫害,公众往往会更加义愤,对受难者也更为同情。历史上的许多独裁者,不愿制定束缚自己的法律,其原因就在于此。

2013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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