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反对的道路与中国的未来

《阳光时务》发表时更名为“中国异议反对运动的死与生”

1989年的悲剧事件既结束了官方主导的政治改革,也使得民间异议反对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低潮:在1980年代活跃的积极分子不是流亡海外,就是身陷牢狱,又或者是星散在国内各地;在惨剧过后的数年内,积极分子们也缺乏可资利用的言论平台和活动空间。在可见的公共空间中,异议反对似乎已经被彻底消灭了。

但是,1989年民主运动毕竟是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为壮阔的一次全民运动,残酷的镇压并未能将所有积极人士一网打尽,残余的地火仍在燃烧,高压态势和资源的匮乏,使得积极分子们更多地选择了秘密活动的方式,并试图通过结社的方式凝聚仅存的力量。

这一尝试很快招来了严厉的打击,1992年,中共先后抓捕了“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胡石根、刘文胜以下数十人,并给予了最高20年的重刑。在此后几年中,又将魏京生、王丹、李海、陈西等人送入监狱,经此持续打击,64后中国大陆仅余的异议反对力量更加陷入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

1998年中共15大前后后,为了申请加入WTO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共做出了一系列的姿态:流放魏京生、王丹;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废除反革命罪。。。在所谓的小阳春政治气候下,全国各地的异议反对人士开始尝试筹备组建中国民主党,1998年6月25日,以浙江为发端,在多地民政厅递送了申请书。中共经过短暂的观望,展开严厉打压,自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以下,数十人被判处最高14年的重刑。

整个1990年代,承继1989年镇压而来的高压政策仍在继续,对于一切有组织反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1980年代积累起来的反对资源几乎荡然无存,这意味着中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面临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挑战。此外,1992年开始的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政治反对力量的再度崛起。

新极权体制下的反对空间

中国异议反对运动确实陷入到了长期的低潮当中。但是,中国的异议反对力量并不曾完全沉寂下去。与1990年代的政治高压相伴随的,是中共所推行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并未如许多人指望那样朝向东亚形态的威权体制转化,体制权力依然顽固地保持着对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全面控制,这一新极权或者后极权成功地实现了其维稳目的,但在另一方面,市场化全球化的现实运行也为中国的异议反对运动提供了一定的存活空间。

首先,市场化全球化削弱了中共对资源的集中控制,和对社会力量的垄断。1992年邓南巡之后,一方面,中共仍然维系着统治集团的统一、继续占有关键性资源、积极吸纳社会精英、努力控制社会,并表现出适应新情势的韧性。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单位和公社的束缚而流动起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掌握在私人手中,随着经济复杂程度的提高,也涌现出来数以千万计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自由职业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在统治集团的统一性、整个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占有比例、吸纳社会精英的能力、对社会的控制等四个方面,都呈现越来越弱的态势。这一变化削弱了直接控制体系的效能,并使得威权体制的社会控制越来越困难1。

其次,正是有鉴于上述态势,中共越来越将其统治建立在直接的控制体系之上,也就是俗称的维稳。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维稳体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改革前支撑这一社会控制体系的,是威权体制对资源的绝对垄断。随着上述四方面条件的改变,执政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不得不调整为有选择性地对一些被认为可能危害社会稳定的个人和群体进行直接控制。由此建立了“维稳体制”, 提出了“将一切不稳定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目标。维稳体制开展的工作,包括国内保卫部门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控制,各级政府的截访,层层包干的维稳责任等。

1989年之后,这种以强力手段为后盾的预防体系,作为控制社会的主要方式,运行得相当成功,但是,其局限性也是显然存在的。随着时月的流逝,原本强烈的政治恐惧正在消散,敢于抗争的人数增多了,强力手段为后盾的预防方法不再那么游刃有余了。以强力手段为后盾的预防措施,也与威权体制所推行的法制进程之间存在矛盾。这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预防措施的合法性,并提升了抗争者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有利于抗争者获得社会同情。随着抗争人群的扩大,即使是惩治手段也未必能起到预想的作用。此外,相互支持的人际网络也降低了对风险的估计,参与者不仅有望得到人际网络的救助,也使得被打压成为一种荣耀,甚至是可积累的政治资本,这也促成了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冒险。对2006年初维权绝食群体的打压没过两年,声势更加浩大的零八宪章运动就出现了,而在重判刘晓波之后,中国民间抗争的势头也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这表明,以强力为后盾,以预防为手段,被称作刚性维稳的社会控制手段,尽管在1989年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成效显著,但却呈现效能下降的趋势,体现出威权体制韧性背后的局限。

最后,市场化、全球化为的现实运行为中国的异议反对提供了新的资源、平台和技术为有组织抗争的涌现提供了可能。

1、市场化媒体和网络舆论;威权体制社会控制的主要环节之一是对言论表达的压制:通过主管主办制的媒体设立规程,禁止非官方媒体的出现;但官办媒体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开办了以满足民众资讯需求为目的的“市场化媒体”,相当多“市场化媒体”的从业者并不具备体制身份,他们具有一定的职业理想,愿意主动地宣传和倡导一些价值理念,由此,尽管仍隶属于官办媒体集团,“市场化媒体”还是为有别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化表达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平台,使得威权当局的言论控制日趋失效。

1990年代末期,网络舆论开始兴起,由于官方管制的相对滞后,网络舆论在短期之内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迭经BBS、博客和微博等多种平台的聚合,网络舆论已经取得了相对于官方媒体乃至市场化媒体的优势地位,而相对而言,网络舆论中,亲自由化的言论又占据了优势地位。

2、法制维权;原有的直接控制体系越来越不敷应用,威权当局不得不将法制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并于1990年代后期正式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目标,作为其威权体制的重要补充。

作为治理手段的法制体系,犹如一柄双刃剑,也给予了民众一定的保护。在利益被剥夺和表达被压抑的情况下,民众除使用传统的信访手段外,也逐步开始利用现行法制所能提供的手段进行“依法抗争”2,“维权”这一崭新的词汇被创造了出来3。

由于维权群体涉及人数众多,阶层芜杂、议题广泛,不仅催生了以维权案件为专职工作的维权律师团体,也有相当多的民众从主张自己的利益转变为了职业的维权人士,此外,维权运动还将知识分子、NGO社会活动者、媒体人等等卷入了进来,形成了若干可成长的维权“微生态”。在这个松散的微生态系统中,大家具有高度的价值共识,他们主要通过人际联系和互联网进行沟通和动员,他们之中有具有很强活动能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精英人物,因此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近年来,如因北大孙东东不当言论而引发的围观行动、福建三网民案件法院围观行动等等,都展现出维权微生态日益增长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

3、政治异议;既便是在严酷的政治控制之下,政治异议人士依然存在。1989年事件之后,催生了一批异议人士。网络的兴起让很多普通民众得到了启蒙而成为异议人士或同情者。异议群体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尽管没有形成明确的组织,但他们会进行频繁的联系,积极参与各种公共事务和维权活动,对很多问题以发表公开信的形式表明态度,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发起了如《08宪章》运动。这个群体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意志坚定,是社会的精英人物,从中出现了一些具有很高的道德感召力的道义领袖。这个群体获得了来自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比如刘晓波、胡佳不断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刘晓波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异议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

抗争网络的浮现

尽管在当局的严厉控制之下,公开化的抗争活动仍处于分散化状态。但通过互联网和现实的人际交流,各种抗争力量能彼此相互联系,在具体的典型性事件中进行集体性的抗争行动。可以认为,已经出现了一个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抗争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抗争不再是某个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事,而会得到网络中其他力量的支持。

在目前,可观察到的把分散的抗争者联系起来的动员方式有两种,通过互联网进行动员和通过人际网络进行动员。威权体制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对有危害的人际交往实施隔离和孤立,但互联网的出现有效打破了这种封锁。网络已经成为最及时的信息发布平台、最尖锐大胆的言论平台,和最具有影响力的动员平台。维权民众、政治异议人士和各种社会活动者迅速地发现了这一便利工具。从2000年开始,带有政治异议色彩的网络签名开始兴起4,并于2008年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08宪章》这份囊括了上述三个方面活跃人士的签名文本诞生了,随即获得了数以千计人士的响应。

同时,在时政类BBS、政治话题为主的即时通讯软件群组里,人们充分交流,彼此熟识,一旦时机成熟,又走到线下,面对面进行各种名目的带有政治意味的聚会,如聚餐、举办研讨会、开办讲座,进行各种“围观”行动。

中国抗争民众走向联合的第二种途径是人际联系。通过日常生活交往和互联网上的充分交流,以及对具体维权事件的参与,抗争人士之间开始彼此熟识起来,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个群体,这就为通过人际动员采取一致行动提供了可能。

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维权事件,一个个网络连接的微生态环境,逐步串联成了彼此相通相连的人际网络,也拥有了包括零八宪章在内的相对清晰的政治主张和身份认同,各种迹象表明,一个社会抗争网络正在浮现,并已经开始对威权体制的社会控制发起挑战。

异议反对运动与中国的未来

抗争网络的浮现能否转化为有组织的反对运动,并通过持续的施加压力以达成民主转型?这一类似台湾民主转型的前景有没有可能在大陆出现?从上述分析来看,应该说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前提是执政者对社会的控制有其基本的法制底线,对异议反对有最基本的容忍。

但是,现实却正好与之相反,自1989年以来,执政者运用直接控制体系控制社会,压制了反对集团的兴起,在目前为止仍然相当成功。面对正在浮现的社会抗争网络,后极权体制则采用网格化维稳的方式加以应对,这一意图,在2011年初针对“茉莉花行动”行动的打压后显得格外清晰,通过将一个个积极分子交付一个个网格加以约束控制,有效地限制了积极分子之间的人际交往和联合,从而有效地遏制了一致行动的产生,减少了社会抗争网络对后极权维稳体制的挑战。

在这一情形下,民间抗争网络在打压下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暂时放慢了脚步。联合—压制—再联合—再压制的螺旋上升进程受到了强力打压,从目前的态势来看,由民间抗争网络顽强发展并最终完成其街头化、组织化的动员整合的可能性并不太大。人们期待的通过有组织抗争的渐次扩大,实现权利的渐次落实,并相对平稳转型的期望,已经被网格化维稳体制降到了最低。

在网格化维稳之下,无论怎样乐观地看待民间抗争网络的发展,由于长期的威权压制,民间抗争网络的规模及其拥有的社会支持都很弱小,而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心理所带来的危机可能不期而至,在民间抗争网络实现街头化组织化,又或是大规模有组织抗争出现之前,因偶然事件而引发的群体无序暴力很可能先期而至。

拉萨、乌鲁木齐、瓮安、石首、陇南等大规模群体事件表明,因为偶然事件而引发的群体性聚集,无论是动员人数还是暴力倾向,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放大,一旦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征兆显现,那么,10倍乃至更高于此的群体性事件都有可能发生,一旦这样的群体性事件走向无序暴力,威权当局将别无选择,唯有使用强力镇压的方法。

强力镇压将可能引发内外两种效应,外部世界可能会因镇压的严酷而选择制裁,这将进一步加剧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而对内,强力镇压也会强化统治集团内部强硬派的地位,并附带对民间抗争网络的压制,中国将进入到类似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治僵化、经济停滞状态,与1989年后不同的是,无论怎样压制,社会力量已经拥有一定的自主能力,面对政治僵化和经济停滞,在有组织抗争被压制的情况下,取而代之的将可能是分散而带有暴力特征的城市游击,以及随时爆发的小规模骚乱,中国将由此进入到一个威权压制与零星反抗此起彼伏的长期动荡时期。

也存在一种勉强可以称之为乐观的可能。即上述的群体无序暴力对体制的冲击,可能带来一次大规模有组织抗争,并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而威权体制内部由于最高统治权位随着代际更迭不可避免的削弱、以及追求集体领导所带来的权威分散,加上多年来财政联邦主义带来的地方权力上升,加之无序暴力的威胁在前,威权体制面对大规模有组织抗张,很难统一其意志而出现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排除一次大规模有组织抗争促使威权体制放弃其全面控制,允许自由化改革的可能性。而在这个时候,长期的异议反对运动将为民主转型提供不可缺少的道义资源和组织基础。

(本文主体内容来自笔者与苏振华博士于2010年8月间完成的论文“退化的威权体制与有组织抗争“,最后部分中笔者对网格化维稳及其后果的分析,则是独立完成的,对原文有较大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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