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許:新公民的中國夢

4月11日,許志永二審維持原判4年刑期,連同此前幾日丁家喜、趙常青等人的開庭,針對新公民運動的打壓可謂塵埃落定,接近尾聲。據許志永的辯護律師張慶方透露,許志永聞判後,高喊:「荒謬的判決阻擋不了人類進步的潮流;共產專制的陰霾必將散去;自由、公義、愛的陽光必將普照中華」,擲地有聲,令人動容。

新公民運動在主張上脫胎於許志永等人的新公民承諾,具體的行動包括同城飯醉、推動教育平權,廢除黑監獄、簽名並街頭呼籲官員財產公示和全國人大通過《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等,主張上相對溫和,並未挑戰所謂政治底線,新公民運動參與者如王功權等人,更一再宣示新公民運動並無直接的政治意圖。正因如此,新公民運動在剛剛展開未久即遭嚴厲打擊,讓許多人錯愕不已。

新公民運動不被當局容忍,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對維穩體制尤其是北京維穩局勢的衝擊。近年來,隨著拆遷等利益剝奪事件的蔓延,各路訪民雲集北京,並日益採用介入公共事件的方式進行維權,對北京的維穩形勢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新公民運動的出現,通過教育平權、廢除黑監獄、同城飯醉和街頭呼籲等行動,將積極分子與廣大訪民、特地群體如外地學生家長聯繫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更具聲勢的直接行動。將各種維權抗爭行動帶上一個新的高度,作為維穩焦點核心地區,北京當局對於新公民運動的警惕和防範,進而加以打擊,並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情。

不過,從張慶方律師最新披露的信息來看,針對許志永以及新公民運動的防範和打擊,還有更加深層次的原因:「新公民運動案是本人見過的唯一一起所有指控到法院的犯罪事實都發生在刑事立案之後的案件。警方對許志永的刑拘時間是2013年7月16日……但是,在進入審查起訴階段,律師接觸到全部案卷材料後才發現,本案早在2011年11月8日就已經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立案。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總隊在呈請立案書指出:許志永等人自2010年4月以來,插手炒作『教育平等權』、『徵地拆遷』、『基層選舉』等問題,並發起『公民承諾』活動,籌建『公民』組織,藉機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妄圖推翻黨的領導和國家政權……可見,早年兩年以前,警方就對許志永等人懷有強烈的敵意,並將其假定為執政黨的敵人。」不難看出,針對許志永及新公民運動的打擊,儘管採用的是非政治罪名,但其用心仍在政治,而核心就是所謂的「組織」。

長期以來,針對有組織政治反對的打擊從未鬆懈,從1990年代的幾波組黨嘗試,到2008年底的《零八憲章》,無論是實質性的組織化行為,還是僅僅是意見聯盟性質,甚或是郭泉的一人成黨,無不遭遇到嚴厲的打擊。與此同時,有限市場、有限開放以及伴隨的形式法制的進展下,不僅湧現出越來越多的利益和權利訴求,也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各種積極分子如維權律師、異議知識分子,NGO活動家、訪民草根領袖、民間宗教領袖等等,整體而言,民間社會形成了越來越強勁的勢能,但在組織化的高壓線之下,民間缺乏有效的聯合,無法形成有規模的動員,也就不能對體制形成有效的壓力以推動變革乃至轉型。如何才能走出這一困境?有組織政治反對的下場,促使許多人開始思考通過去政治的方式,在不觸及體制政治底線的情況下推動民間聯合乃至組織。在一定程度上,許志永及新公民運動就是這一思路的體現。

這一思路包含了幾個可能的接口:最理想的情況下,中共當局鑑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以及國際國內形勢的客觀要求,會產生如國民黨一樣的軟著陸願望,啟動政改,無論是前幾年對溫家寶講話的積極回應,還是許志永先後給習近平的公開信,都包含了這一意圖;其次,即使中共當局不能形成這一意圖,民間的努力也可能促成體制內部的分化,民間可以與體制內部有此願望的人士(體制內健康力量)形成跨體制的聯合(獨立第三方),並共同來逐步推動、倒逼變革乃至轉型;在最壞的情況下,則期待民間在作出類似努力推動時,體制能夠有所區分,把握打擊力道,民間踩油門,體制踩剎車,形成某種事實上的默契互動。在這一思路看來,民間的類似努力並未觸及體制的政治底線,又有各種社會條件如新興社會階層的權利訴求、網絡輿論等等的支持,應有其發展空間。

然而,新公民運動迅速遭到打擊表明,上述思路至少在當下並未獲得意想之中的空間。在筆者的理解,這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有限市場化和有限開放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催生了被稱為「中國模式」的所謂「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容許有限市場化,同時採用專政手段管制其後果的保守化思路,乃是體制的主流意見,保守此種現狀,不僅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和特權,同時又可獨佔經濟成果的大頭,最為符合體制主流的利益,在此情況之下,談何落地乃至政改的可能?

其次,極權條件下有限市場化的長期運行,使得權力與利益高度結合,形成了政經利益高度糾纏捆綁的體制共同體,並因利益而整體保守化。所謂體制內健康力量其實並不存在,固然有一些基於價值理念而支持自由化改革的體制內人士,一是數量稀少,二是並不居於體制主流,主要棲身於相對邊緣的體制地帶,三是受到體制紀律的管束,在此情況下,只要經濟社會等形勢不出現重大改變,體制分化就很難出現,指望承受著重大維穩壓力下的民間有限衝擊能夠帶來體制分化,更像是一種浪漫想像。

最後,極權體制建立在對社會領域的全面控制基礎之上,也因此排斥任何可能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動員。體制並無意願、也無手段區分不同社會組織和社會動員背後的真實意圖,相反卻極其警惕任何社會組織和社會動員的後果。在體制看來,對任何特定社會組織和社會動員的容忍,無論其是否去政治化,其實都等於是為其他社會組織和社會動員打開方便之門,並會刺激更多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動員,對去政治化的容忍,等於是對一切社會組織和社會動員的容忍,因此,在剛性維穩體制下,任何以推動互動為目標的各種嘗試,任何組織化意圖,也都會被看作是對體制的挑戰而遭到壓制。

對新公民運動的嚴厲打擊表明,在新極權運行的現實下,不會有政改、不會有互動,也不會有任何組織化空間,但這並不意味著新公民諸君的努力沒有意義,新公民運動固然沒有能夠促成政改或互動,也未曾形成組織化的突破,但教育平權、財產公示、廢除黑監獄等直接行動,依舊提升了民間的行動層次,展現了充分的良知和勇氣,同城飯醉等活動,也大大地促進了民間的聯合,豐富了各地的民間生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新公民運動依舊是成效豐富的,展望未來,新公民運動的努力還將繼續發揮影響,並彙入到爭取自由、公義、愛的浪潮之中,正如丁家喜先生的最後陳辭所言:「我的行動微不足道,我也不後悔,這是良心告知我應該做的事。我要做一個有態度、有聲音的中國公民。我要做一隻蝴蝶。蝴蝶不停扇動翅膀,一定會引發社會變革的颶風。將來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公民享有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的社會。正義屬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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